韩诗的散文化的语言风格在诗歌形式上形成的美就是反对称反均衡反

韩诗的散文化的语言风格，在诗歌形式上形成的美，就是反对称反均衡反和谐反圆润之美。五、七言律诗的格律，是中国旧体诗形式方面对称均衡和谐圆润之美的极致。唐代诗人从四杰和沈、宋起，把这种格律诗做得越来越成熟，杜甫尤其是集大成者。在律诗的势力影响之下，古体诗也逐渐律诗化了。所谓“唐无古诗而有其古诗”，大概就是指此而言。于是这又产生另一方面的危险，即那种古朴刚健参差拗折之美有日益消亡的危险。杜甫已经努力把古朴刚健参差拗折之美引进律诗，特别是七律中来，使这种对称均衡和谐圆润的形式里，巧妙地融入了反对称反均衡反和谐反圆润的成分。韩愈则针对着唐人古诗的律诗化趋势，努力把古诗散文化，就是继续杜甫的这种努力，韩愈为了力避对称均衡，在长篇古体诗中，往往通首彻底散行，没有一个骈偶对仗；有时又故意做得似对非对，可以对而不对。他为了避免和谐圆润，遣词用字力求生僻，爱用人所少用乃至人所不识的字；造句往往故意造成散文调，不是诗调，有时故意违反七言上四下三的句式，而做成上三下四的拗句。韩诗为了在音韵上避免和谐圆润，往往越是长篇越不转韵，韵脚越押越险。例如《赠崔立之评事》《病中赠张十八》之类，使人读之，有如攀登一线直上的险峰，喘不过气来，偏又没有一处可以停步换气。而一些短篇古诗，一篇之中，偏偏多次转韵，而且避免四句一转，故意转得参差错落。例如《三星行》《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之类，使人读之，好像走着一条十步九曲的小道，总不能潇潇洒洒地走，放开大步地走。

通常含贬义的所谓“韩愈以文为诗”，还包括“以议论为诗”的意思。韩诗中议论的成分确实不少，从艺术上看，未必都是不好的，其实往往倒是扩大了诗歌的领域。例如《荐士》一篇，全是议论：前半概论中国诗歌史，高瞻远瞩，显然深受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其一的影响。后半接连用了许多比喻，把贤士要有人提携和进贤要抓紧时间的道理，从各方面说得透而又透。《诗经》的“六义”中原有“比”，那是“以彼物喻此物也”。韩愈在诗中很会运用那种“比”，例如《南山诗》中连用五十一个“或”，又连用十四个叠字，就是大规模地用种种形象来比喻南山。又如《听颖师弹琴》，以种种形象来比喻琴声，也成了公认的名篇。但韩愈独特的创造，尤在于用一连串的具体事物作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这种手法，除上述《荐士》诗外，又如《送区弘南归》《孟东野失子》等其他好多诗篇中都用过。这是遥承先秦诸子寓言的遗风，特别是近接汉、晋“连珠”的“必假喻以达其旨”“欲使历历如贯珠”的传统。这样的发议论，表现了诗人的胸襟和机智，形成高远的美，明彻的美，历史的宏观和人生的探索的美，又岂是局限于“形象思维”所能达到的呢？

以上说的，可以综合为两句话：一是在诗的内容上，通过“狠重奇险”的境界，追求“不美之美”；一是在诗的形式上，通过散文化的风格，追求“非诗之诗”。这就是诗人韩愈对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不美之美”“非诗之诗”分寸都很不好掌握；过一点，差一点，可能就只剩下了“非诗”和“不美”。韩愈自己，就并不总是成功的。

韩诗中散文化的字句篇章，有些实在流于拙劣。例如，《双鸟诗》中的“周公不为公，孔丘不为丘”,《路傍堠》中的“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简直不知所云。又如《别鹄操》中的“江汉水之大，鹄身鸟之微”，这两个“之”字加得实在无必要，只能使语气缓弱，前代评论者早有人指出了。

韩诗失败之处，更多的是由于没有掌握好“狠重奇险”的分寸。诗人韩愈原也能够出色地写出种种传统的美，如自然情韵，清润华腴，一气清空，淡朴深挚，和平冲淡，秀丽明媚，艳冶缠绵，等等。他的好诗，往往是把“狠重奇险”之美同其他的美调融起来。例如《感春三首》其三中的“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形容美人的明眸而用上了“刺剑戟”的形象，这是在传统的艳冶之美中，融入了“狠重奇险”的成分。《南山诗》虽然通首都是“狠重奇险”，其中却也有“横云时平凝，点点露数岫。天空浮脩眉，浓绿画新就”这样绝世丰神的丽句，也有“林柯有脱叶，欲堕鸟惊救”这样幽微深细的描写。又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一首，前半是游青龙寺，描写柿叶柿实的一片彤红，用了“赫赫炎官张火伞”和“金乌下啄赪虬卵”这样一些十分“狠重奇险”的比喻；后半是赠崔大，却说道：“何人有酒身无事，谁家多竹门可款。”又说道：“须知节候即风寒，幸及亭午犹妍暖。”评论家们一致推崇这些诗句逸趣飘然，下句轻圆，意境闲远。整个这首诗，就是从“狠重奇险”之美，自然地转入清逸闲远之美，使两种美互相调剂，互相映照，有的评论者甚至推崇这首诗为韩愈的七言古诗中的第一。

相反地，如果“狠重奇险”之美不与他种美相调剂，单独过分发展，就往往过了“美”的界限，成为“恶态”，甚至成为“杀气”。韩诗中确有一些这种败笔。例如，嘲笑别人鼾声之大，比喻为彭越、英布的“呼冤受菹醢”（《嘲鼾睡》）。这一首是集外诗，过去已有人怀疑它是否韩愈所作，但大致看来，仍与韩愈的作风相近。虽是开玩笑，实在是恶态，并且已经有了杀气。又如《月蚀》诗中要杀蛙，要钻龟。《题炭谷湫祠堂》中要屠龙。《叉鱼招张功曹》中描写叉鱼的情景：“刃下那能脱，波间或自跳。中鳞怜锦碎，当目讶珠销。……血浪凝犹沸，腥风远更飘。”诗人似乎对于屠杀、流血有一种特别的欣赏。一到诗人自己真有了杀人之权，就更加可怕。他作河南县令时，卢仝来控告一个隔墙恶少，事情不过是“每骑屋山下窥阚”而已，韩愈就想到“操权不用欲何俟”打算“尽取鼠辈尸诸市”（《寄卢仝》）了。登峰造极的自然还是《元和圣德诗》，有一大段津津有味地描写刘辟失败被俘以后，凌迟灭族，刑场上如何屠戮妇孺，如何尸骸堆积，最后对刘辟如何挥刀碎割的详情，这是恶性地追求“狠重奇险”，成了赤裸裸的刽子手文学。

其实，这并不仅仅是艺术上没有掌握好分寸的缘故。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躁急褊狭，无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别热中利禄，无恬退之心。他的诗篇当中，经常贬低朋友，好为人师，攘斥异端，自居正学，就是褊狭的表现；他在诗中，一再公开地以富贵利禄教子，在儿子面前吹嘘自己的交游如何光显，就是热中的表现。二者结合起来，更是利禄情深，恩仇念重，互为因果，愈扇愈烈。谁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贵，谁不尊敬他的学问文章，他对谁就会恨之入骨，永世不忘。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中，自然容易充满了怨毒之气，怨毒之极又自然通于杀气。贞元十年，韩愈因建言被贬斥，这一段经历他在诗中再三再四地说起，对于政敌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待到王叔文失败，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在内的“八司马”一时窜逐，韩愈这时便写出了幸灾乐祸、投井下石的《永贞行》。诗中说道：“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竟然把谋反篡位的大罪名硬加在王叔文身上，用心太可怕了。过去的评论者对这样的诗句都看不下去，例如何焯评云：“二连过矣，有伤诗教。”又云：“叔文欲夺中人兵柄，还之天子，此事未可因其人而厚非之。下文‘九锡’‘天位’等语，直欲坐之以反，公于是失大人长者之度矣。”其实，谋反篡位，正是凌迟灭族的罪名。韩愈写这几句诗的时候，就是希望看到王叔文集团像刘辟一样的下场，又岂止“失大人长者之度”而已呢？

当然，韩诗中求“狠重奇险”而失之太过的地方，不能说都是直接由于利禄之情，恩仇之念，置人死地的怨毒之心；但是，有这样的气质，习惯于这样的精神状态的诗人，又在艺术上追求“狠重奇险”之美，是容易失之太过的。文学家言行不一，表里不一，未必容易察觉；只有气质和精神状态，往往流露在作品中而不可掩。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早有指出过这一点的，这是相当有道理的。